荆门圣境山九龙谷

圣境山道教文化觅踪 ---李勋明


[发布日期:2018/10/24,已被阅读:966次]

     荆门圣境山为中国道教名山,这与史学界“老莱子和老子同为一人”的说法以及老莱子晚年曾隐居荆门的史书记载有关。圣境山既然冠“圣”,就必有其历史渊源。传说明朝嘉庆皇帝南巡时曾驻跸此山,题“圣境”二字。按照夏、商、周“三代之后无圣人“的说法,嘉庆皇帝笔下的这个“圣”字应该是指道教始祖老子,因为历史上道教各派都将老子尊为始祖。
     据明崇祯十四(公元1641年)年所立的<<鼎建山门纪略>>碑记:“夫山名圣境,祠供真人,百千年来,灵气所钟,弥久弥显,往者殿宇岿然”。由此所见,圣境山道观建筑在明朝以前就已颇具规模。
     <<荆门直隶州志。古迹>>和在龙泉古碑记载:“我乡乃老莱子故里”,“城西象山顺泉,老莱子隐居养亲处也”。另据传说圣境山一带亦为老莱子结庐之所。蒙(宋陆九渊后为象山)与圣境山两地之间距离只有十多公里左右,而这十多公里范围内传之于今天与道教有关的地名和遗址就有20多处,它们依次排列为:偏观寺、真武观、玄武祠、玄帝殿、灵官殿、关帝庙、青牛道、老君台、朝盐观、普善堂、玄坛祠、白龙观(霖苍观)、玄妙观等。以上这此道教遗址与地名均已存在千百年,其历史悠久与密集程度,均为全国罕见。
     笔者认为:老莱子“逃世耕于荆门蒙山之阳“,“莞葭为墙,蓬蒿为室,杖木为床垦山插种五谷”,“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后世渐有信道者追随修炼,到明代发展为鼎盛时期。故有真武少年修炼圣境山之传说。明嘉庆皇帝祖籍荆门钟祥,登基后迷变修道炼丹,不务朝政,最后因服丹药过多而亡,亦与自幼受家乡浓厚的道教文化熏染不无关系。四川峨眉山也称道教名山,据<<峨嵋山志>>载:峨眉山乃道教广成子(老子 )传道之处,从而把老子推了神仙。后因佛教的兴盛,尤其是满清一朝尊佛抑道,道教逐日渐衰落,从多道教名山如峨眉山等渐被佛教代替。荆门圣境山也是如此,圣境山留下的明未清初以后维修庙宇的部分功德碑落款多为佛教僧人或主持,可见清初以后圣境山宗教文化已佛道混合。
     另外,荆门圣境山一脉分布着落差一至五米不等的环状梯田和众多老屋场残垣,总面积约占山体面积的20%。特别是斗笠寨--九龙谷一带,大部分梯田延升至山顶,全用块石堆垒,有的梯田垒石高达十米,工程之浩大,非一、二代人所能完成。这些梯田的存在是否与修道者有关系,史籍虽然没有记载,但是笔者认为由于荆门圣境山地理位置长期处于历代王朝争夺南北统治权的拉据战中,人们为了躲避战乱,不得不放弃平原,寻求到山顶垒石造田、耕种劳作。从圣境山前寨、后寨、斗笠寨军事设施与真武观、朝盐观、关帝庙、老君台宗教建筑分布紧密相连的程度看,圣境山在历史上不仅香火旺盛,也曾为军事要塞,人们的生存安全得不到保障,便广修庙宇,寄希望于神灵的佑护,从而也促进了圣境道教的发展。
     武当山是明成祖朱棣动用30万人建成的中国最大道教圣地。武当道教崇奉玄武,玄武了就是道教诸神之一的真武大帝。传说玄武15岁出家首先在荆门圣境山修炼,遇强人向西走,一脚向西北一山踏偏(现圣境山西北偏观寺山),几经周折才在武当山修炼成功。据说明成祖兴建武当山道教建筑还有另一目的即是寻找建文帝(朱棣当年争夺皇位回南京“清君测”,建文帝朱允文下落不明)。传说朱允文由武当山向南潜逃圣境山修道,终成正果,得到飞升,因而民间也有真武为允文太子化身一说。民间传说中往往隐藏着历史的大真实。
     再回到老子,老莱子的话题,他们究竟是否为一人?查<<辞海>>老子条,肯定其为“春秋末期楚国隐士”。又有人研究认为老莱子只是老年才隐居荆门蒙山,(何浩<<老莱子其人及其道论>>)。然而史迹代久,传说众多,史载各异。有人认为,老莱子其人就是道家老子。司马迁生活在公元前约145年,老子生活在公元前571-471之间,二人相距只有四百年左右,他也没有将这问题说清楚,只是本着“疑则传疑”的原则,在<<史记。老子列传>>中记叙了老子的事迹后,也没有肯定,只说:“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其意在存疑,而非定论。南宋罗泌成始将先人之疑,推论为真。他在<<路史>>中提出:“老子于苦之赖,赖乃莱也,又曰老莱子。”清代孙星衍在<<问学堂。文子序>>中也说:“老聘疑即老莱子。”据此,钱穆果断地说:“孔子所见老莱子即老子。”(<<先秦诸子系年。老子杂辨>>),因而,老莱子即老子便成为哲学界之一说。
     历史就是这样,凡博大精深的事物总给后人留下一些悬案。例如中国四大名著之作者罗贯中、施耐庵、曹雪芹等大师为我们留下了用之不竭的精神文化财富,但有关他们的生平资料却寥寥无几。关于老子、老莱子其人的是是非非,荆门大学刘海章教授在<<郭店楚简平议>>一书中考证“老子、老莱子的历史真实真实性不容怀疑”,并认为“李耳、太史儋、老聘实为一人”,“老莱了以隐和孝著称于世,为荆门历史上第一文化名人”。我们应尊重历史,但又能局限于历史上悬而未决的问题。继承是为了发展和弘扬,只要能 很好利用和挖掘我们现有的文化遗产,为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服务就足够了。